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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張“分關”見家庭巨變

來源: 靖江日報 日期:2019-08-10 08:19

在我的家庭檔案中,有一張用紅紙寫的“分關”,落款時間是“一九六五年四月三日”,盡管這張紙已有部分殘缺,分關上當初的參與人員也都已作古,但它卻清清楚楚地記錄著當時家庭的財產狀況。

立分關人周堯山是我的祖父,他生有兩子(我的父親排行老大)和三女,立分關時兩子都已成家,我的兩個姑母也已出嫁。我父親生有我們姐妹五人。大家庭中共有十二人,正如分關中寫道:“因人口眾多,余夫婦年老力衰,難以維系家庭”,不得不將大家庭一分為三:祖父一家,叔叔一家和我家。當時共有五間五架梁瓦屋,也是全村為數不多的一幢“實墻實蓋”的房子。聽父親說,祖父母一生勤勞,家中開面店、養老母豬及兩頭牛,農忙時節幫人家耕田耙地,因而比一般農戶收入要高一些。“分關”上寫著:“五間正屋南面兩間分給長子,北面兩間分給次子。”我家有七人,兩間共約五六十平方米的房子要容納大小四張床,還有土灶、農具及雜物,記得那時也不分哪間是堂屋哪間是房間,有兩張竹榻床白天收起來,晚上再放下。每逢夏季,父親就在前河邊的一棵大槐樹下搭個涼棚,鋪張床。盡管會遭到蚊蟲侵犯,但總比擠在屋里要涼快些。

從那時起,改建住房成了我們全家人的共同夢想。平時走路倘若看到一塊磚或一片瓦一定會撿起來帶回家;平日父親反復念叨“一頓省一把米,一年就是一大壇”,因而喝的稀飯幾乎能照出人影;偶爾家中來了親戚,才會上街買魚肉;穿的就更不要說,平時身上的衣服都是母親紡制的粗布衣,一兩件洋布衣服只在逢年過節或去親戚家才舍得穿。我清楚地記得在那物資十分匱乏的年代,父親每年還能拿全家平時省下的布票、油票等去集市上偷偷兌換。有一年正在交易,被“市管會”發現了,說父親販賣國家證券,搞“投機倒把”,最后身上的票券被全部沒收,父親回家氣得幾天都沒下床。聽說江南申港的小瓦便宜且質量好,父親硬著頭皮找生產隊長借了條水泥船,從沒有撐過船的父親花了近十天的時間,冒著被風浪吞噬的危險,把一萬多片小瓦運回了家。那幾天母親在家愁得整夜合不上眼。1975年春天,全家人吃盡了高曉聲小說中“李順達造屋,吃三年粯子粥”之甘苦,通過十多年的省吃儉用,一幢三間五架梁的瓦房終于落成,另加兩間小屋,作為養豬和炊事用房。看著比原先寬敞了好多的新居,全家人都感到榮光和自豪。

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,如一縷春風吹醒了祖國大地,農村全面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,我家分到了四畝多責任田。祖祖輩輩從“一年一茬稻和麥,種田種到胡子白”模式中走了出來。父親參加了縣里舉辦的“多種經營”培訓班,學會了種瓜、種大棚蔬菜的技術,使土地發揮了前所未有的效益。村子里一些頭腦靈活,有一技之長的人則跳出農門,紛紛走向都市經商或打工,收入比種田翻了好幾倍。群眾生活像芝麻開花節節高,農村面貌也日新月異,廣大農民從“有房住”到追求“住好房”,一幢幢樓房如雨后春筍般地崛起,看著村上幾戶新建的樓房,心中羨慕不已。剛走上工作崗位的我,開始籌劃新居建設。1995年,父輩朝思暮想的“樓上樓下,電燈電話”終于變成了現實,寬敞明亮的樓房取代了原先低矮的平房。為讓年過八旬的父母享受一下城市生活,我又在院子里打起了水井,配上水泵,裝上了抽水馬桶,購買了彩色電視機。父母平生第一次住上如此寬敞的房子,用上這現代化的設施,整天笑得合不攏嘴。近年來,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,河水變清了,道路寬闊了,環境更美了,幾位城里的親戚來我家后都說:“住鄉下真太有福氣了!”

2006年,兒子大學畢業后通過公考分到了市公安局。看著兒子騎著摩托起早貪黑,每天往返幾十里路上下班,心里不是滋味,城里必須有個安身之處!盡管當時手上經濟實力并不夠,但好在我及兒子可以辦理住房公積金貸款,繳個首付,每月扣除公積金就解決了問題,因而沒費多少周折就拿下了擁有三室一廳的房子,全家人住一起舒舒服服。現在一家人平時以城市生活為主,節假日下鄉換換環境,其樂融融。

轉眼幾十年過去了,我這個普普通通的家庭經歷了從平房到樓房,從鄉村到城市,從不夠住到有房住再到住好房的不斷變化。這一系列的變化正是祖國從一窮二白走向繁榮富強的一個縮影。我深深體會到:只有國家的富強才有每個家庭的富裕,祝福祖國明天更美好!

(作者:周竹青    責任編輯:劉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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